坠入池塘的幼儿园校车、园长和7个孩子U8国际- U8国际官方网站- 体育APP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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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老师”是罗细红，镇上很多人都认识她。她是澎湖湾幼儿园的园长，49岁，身高一米六左右，中等身材，长相漂亮，常扎一个马尾辫，性格爽朗热情，又很能干。许静文的店距离幼儿园只有几分钟路程。在她的印象里，9年前她来到镇上时，罗细红的幼儿园就已经开着了。许静文不敢相信这样一位经验成熟的园长会出事。后来她在网上刷到一条短视频，被打捞上来的6个孩子被分成两排，躺在地上，三男三女。那时，她并不知道，除了罗细红外，还一个孩子还在水里。

　　向晴觉得导致事故发生的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淤泥。向晴在镇上开餐饮店，她后来听一名去过现场的顾客说，出事的池塘是私人承包的鱼塘，当时正在清淤。淤泥被挖出来以后，用车拉到农田里去。淤泥湿乎乎的，一路上免不了要往下淌，让那条路成了淤泥路。而且那天下从早上就开始飘浓浓的毛毛雨，地上更加湿滑。向晴的一个朋友是开了十几年车的“老司机”，出事前的一个晴天，他曾经路过那个池塘，他说当时车轮抓不住地面，车身往两边飘，方向盘都不受控制。她还听响水村的村民说，出事前，有村民在晴天骑着电瓶车路过那个池塘附近，也摔过跤，还有人报过警，但当时没引起重视。

　　澎湖湾幼儿园位于定山镇上的一个商业综合体，建筑的平面布局呈细长的三角形状，澎湖湾幼儿园所在的楼栋位于三角形的最尖端，十多层高。米黄色的楼体上，贴在二层的“定山澎湖湾幼儿园”八个大字十分显眼，每个字都是不同的颜色。澎湖湾幼儿园的社交平台曾发过园所的简介，称园所总占地面积为2000平方米，户外面积1089.2平方米，园内设有舞蹈室、多功能厅、阅览室、保健室等多个功能室。2016年，澎湖湾幼儿园在彭泽县民办幼儿园评选中被评为优秀园所，2018年被评为民办普惠性幼儿园。

　　公开信息显示，“澎湖湾幼儿园”原名“曦红幼儿园”，创办于2006年7月，原先位于定山镇轧花厂内。一名家长告诉本刊，幼儿园原先的场地只是一个平层，后因条件简陋，环境较差，于2015年2月搬迁至定山镇澎湖湾小区，改名为“澎湖湾幼儿园”。向晴大女儿曾在澎湖湾幼儿园上学，她告诉本刊，澎湖湾幼儿园有小班、中班、大班和学前班，学生多的时候，每个班还分成几个小班，至少有8名老师。2018年时，澎湖湾幼儿园的学生数量大概有200人，去年约有90人。多位镇上的村民告诉本刊，幼儿园的口碑一直以来很不错。

　　在村民们的印象中，罗细红对孩子很有耐心，在幼教这件事上“乐此不疲”，“那些调皮的、爱哭的孩子就服她。”刘英说，自己家的小儿子上小班时，一到幼儿园，家长一放手就哭，班上的老师管不过来，交给罗老师带着，哄好了再放回班上。“孩子们都很喜欢她，新生每天跟在她后面跑。”隔壁镇的刘伟和罗细红见过一次面，他告诉本刊，罗细红发的朋友圈大多是关于幼儿园，比如小朋友日常的运动、饮食、午休等，他感觉罗细红的幼儿园管理比较严谨规范，她和小朋友的沟通也比较好。许静文说，罗细红也会发一些生活随想，“发的东西都挺正能量的。”

　　多位定山镇的村民告诉本刊，定山镇的经济并不算差，镇上有几个工业园，里面有电子厂、造纸厂、纺纱厂、医疗厂等，很多是化工厂，对身体不好，而且两班倒，很辛苦。工资也不高。因此，年轻人大多还是去外面打工，留在家里的多是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他们有的不会骑电动车，有的安全意识不高。年轻人不放心老人去接孩子，所以对有校车这个事情非常看重。定山镇的一位村民告诉本刊，自己的孩子如今上初中，十几年前在罗细红的幼儿园上过一年学。那时学校是罗细红的丈夫接送孩子，开的是一辆昌河面包车。

　　2000年至2011年，我国发生多起校车安全事故。2012年，国务院发布《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规定需要使用车辆集中接送的幼儿园，应当使用按照专用校车国家标准设计和制造的幼儿专用校车，配备校车的学校和校车服务提供者及其聘用的校车驾驶人应当依照规定申请取得校车使用许可、校车驾驶资格。罗细红的一位邻居记得，规定出台后，罗细红贷款购买了两辆19座的校车。向晴告诉本刊，当时罗细红还聘用了一名50岁左右的司机。向晴听说，便宜的校车一辆都要20万。向晴猜测，这几年罗细红用私家车接孩子，可能是经营比较困难，“也是想赚点钱。”

　　向晴说，罗细红的幼儿园收费并不高，学费每学期2000多元，和镇上的公立幼儿园差不多。2018年时收费还要低，每学期1000多元。压力也来自新的竞争。向晴记得，2020年左右，定山镇上开了一家公立幼儿园，跟澎湖湾幼儿园仅相隔两条街，“大家都觉得更加信任公立幼儿园，能上公立就会去上公立”。向晴将小女儿送到了公立，她觉得公立幼儿园的环境更好一些。2018年她大女儿上幼儿园时，澎湖湾幼儿园学生数量比较多，“床都铺在地上。小孩子吃完饭，他们把吃饭的桌椅一收，铺小床，铺到了走廊上。有时候一个床睡两个小孩。被子也是循环使用的，今年的小孩用完，下一届小孩接着用。”她一直担心到了冬天或者换季的时候，有的小孩感冒，睡在一起容易感染。而在公立幼儿园，一个小孩睡一张床，被子也是单独使用，家长要额外花300元购买。

　　向晴告诉本刊，这几年，村里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新生儿数量减少，加上开了公立幼儿园，镇上几家民办幼儿园纷纷关停，就剩下澎湖湾幼儿园一家民办园。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澎湖湾幼儿园的校车减少到一辆，原先那位司机也被辞退。向晴说，罗细红也在给中小学生开暑期补习班，去年刚刚放暑假，她在学校门口发传单招生，还给镇上所有小学和初中生家长一个一个地打电话，邀请他们来上，有部分家长觉得反感，有种隐私被泄露的感觉。许静文家孩子去过补习班，许静文说，初中生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等文化课，一个暑假收费几百元。“其实学不到什么，主要是想放在那里让他们帮忙照看下，让孩子少看手机和电脑。”

　　多位村民告诉本刊，罗细红的家庭负担其实不小。罗细红是二婚，20多岁的大儿子如今在当兵，是她和前夫生的。她和现在的丈夫又生了三个孩子，二女儿上高三，三女儿上初中，最小的儿子还在上幼儿园，都需要供养。家里还有两位70多岁的老人，已经干不动活。在村民们的印象里，罗细红的丈夫老实巴交，不怎么说话，一家人的收入主要靠幼儿园的营收维系。向晴说，2015年，罗细红的幼儿园搬迁到新址，场地是花200多万买的，至今还有3年的贷款没有还清。她还听说，出事后，罗细红的丧葬费都是由几个远房亲戚每人出2000元凑的。

　　杨映棠1998年高中毕业，到幼儿园做老师。2000年前后，学前教育资源短缺问题凸显，政府逐步放开民办教育准入。那时候杨映棠自己的大女儿三岁半，小儿子也已经一岁半。她观察到，留守在山村的孩子多是爷爷奶奶带着在山上风吹雨打地干农活。2004年，她在距离县城50公里的一个山村开了一家幼儿园——这里每年的新生儿能有七八十个。杨映棠说，当时办园没有太多要求，她没有师范专业的文凭，也没有考幼师资格证，“只要有钱、有场地就可以办”，总共投入了2万元左右的成本，购买桌子、板凳、床、玩具等日用品。

　　杨映棠说，乡村民办幼儿园收费本来就很低。2004年，她的幼儿园每个孩子收费300元/学期。幼儿园有大、中、小三个班级，为了节省人力成本，她只招聘了两个老师，自己也带一个班级，不向学生提供吃住。第二年，有家长提出他们每天早、中、晚都要接送孩子不方便，希望幼儿园能提供午餐，她又招了一名厨师，每个学生每学期收600元的生活费，加上学费一共900元。到2018年，幼儿园的学费和生活费合计涨到1800元/学期。开给老师的工资也在涨。2004年她给老师的工资是260元/月，2008年涨到600元/月，2018年又涨到3000元/月。

　　“现在民办幼儿园面临很大的生存困境，乡镇幼儿园的困境尤为突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本刊。教育部公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自2022年起，中国幼儿园数量连续三年减少。2023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7.44万所，比上年减少14808所，2024年又减少到25.33万所。非营利性学前教育研究机构奕阳教育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显示，全国乡村在园幼儿数自2018年开始连续6年下降，减幅达43.93%。“乡镇民办幼儿园经营困难，进一步又会导致其在教师的工资待遇、交通安全、卫生等方面出现问题。”

　　储朝晖说，人口出生率降低是民办幼儿园关停最直接的原因。这对乡镇民办幼儿园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向城市流动，乡镇的幼儿数量更少了。但导致乡镇民办幼儿园生存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对乡镇幼儿园教育的普惠支持不到位。他提到，《学前教育法》提出“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做到“普及普惠”最关键的是财政经费要均等地配置到每一个孩子身上，但目前地方的学前教育经费主要下拨给公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获得的财政补贴很少。他了解到，2023年，全国很多地方对民办幼儿园的补贴标准一年只有200-300元，还有很多地方的补贴不能及时到位。城镇化的趋势下，乡镇幼儿园获得的财政支持更少。

　　这背后也有政策的原因。储朝晖介绍，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明确促进社会力量办园，随后越来越多的民办幼儿园建立起来。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颁布，其中包括“基本普及学前教育”“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等条文，民办幼儿园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2010年全国共有民办幼儿园10.23万所，占所有幼儿园的68%，到2017年，全国的民办幼儿园达到16.04万所，占所有幼儿园的62.9%。

　　转折发生在2018年，为了解决“学前教育资源尤其是普惠性资源不足，部分民办园过度逐利、幼儿安全问题时有发生“等问题，国务院发布《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80%的目标，各个地方开始控制民办幼儿园的发展。26岁的陶景是云南一个乡镇公办幼儿园的园长，幼儿园附属于一所中心小学。她告诉本刊，2023年后，她所在乡镇的村级幼儿园从8个减少到2个。现在剩下的2个都是公立幼儿园。陶景告诉本刊，公办幼儿园相对民办幼儿园能获得了更多的支持，比如场地由地方政府提供。

　　储朝晖提出，中国的学前教育普惠政策的推行应从过去的排拒性普惠转向包容性普惠，即从对不同的群体和机构实施不同的财政支持，转变为对所有个体、对各类机构均等配置财政资源，从而促进公办园和民办园的共同发展，为家长提供更多选择。2008年，储朝晖参与《纲要》制定的调研时曾测算过，地方学前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达到9%，才能维持当地教育的正常运转。而2022年，全国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占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比例为6.2%。“地方学前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比例不足9%，说明当地幼儿的教育资源不够，就要通过民办园的方式获取更多社会资源，因为财政支持公办园的成本比支持民办园更大，通过社会力量办园能够减轻财政的负担。”

　　2014年，储朝晖曾为北京市教委评估过推行公办幼儿园办分园的项目，这个项目预计对每个学位的财政投入是3万元，但实际每个学位投入了9万元。如果在全市推行公办幼儿园办分园，财政无法支持这么大的投入。最后北京市推行的解决学位的政策是，为每个民办幼儿园补贴12000元。“一个良性的学前教育生态必须包含公办园和民办园，民办园服务丰富多样，机制更加灵活，可以为家长提供多元选择，增强整个幼儿教育的多样性与效能。这需要地方政府权衡财政的投入。”